米乐体育app官网下载:沪上50位百岁老人的“人生示范”——百岁传奇之高义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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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02岁的高义生，一生中有40年的时间与“电”相伴。他是上海电力行业硕果仅存的几位百岁老人之一。他的个人成长史，也正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中的一段缩影。

  1950年10月，26岁的高义生以“抵债”的方式，从上海申新九厂调进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。不是他欠“债”，是工厂欠“债”。申新九厂经常使用杨树浦发电厂的电，欠下了不少电费，经过协商，由申新九厂用厂里的铣床抵账。铣床搬了“家”，操作铣床的工人自然也跟着搬“家”。高义生就这样随着铣床一起进了杨树浦发电厂，由此开始了自己长达40年的带“电”工作生涯。

  在进杨树浦发电厂之前的25年中，高义生的人生已经充满了坎坷。1924年9月15日，高义生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三。在他还没开始记事的时候，他就被过继给了父亲的堂兄。父亲的堂兄只生了个女儿，而他的父亲生了四个儿子。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很有意思，养父母抱养他不久后，就自己生下了一儿一女。家中人丁兴旺，他和姐姐、弟弟、妹妹一起长大。

  1939年1月，15岁的高义生独自一人来到上海，进了上海申新九厂铁工部当学徒，学的就是铣工。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全面占领租界区域，上海彻底陷入日伪统治，他所在的工厂停业了，高义生只好回到家乡，在家种了半年的地。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，高义生四处漂泊，到过上海新闸路一个名叫王根福的包工头那里当过电工，到过苏州胥门外大业铁工厂当过铣工，到过无锡舟山浜中央农具制造实验厂当过铣工，还到过上海信义机器厂当过铣工。直到1945年12月，高义生重新再回到上海申新九厂铁工部，这才稳定下来。高义生如数家珍地述说着这段经历，而后说了一句：“那就是个纷乱的时代。”

  进了杨树浦发电厂之后，高义生一开始还是当铣工。他当了这么多年的铣工，技术已非常娴熟，是铣工车间当之无愧的专业核心。由此，他受到了党组织的重点培养。1954年，高义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，不久便被选为厂工会副主席。他当厂工会副主席，最主要的工作是组织劳动竞赛。“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！技术革新、合理化建议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‘比先进、学先进、赶先进’的竞赛口号遍地开花。仅仅1954年一年，全国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职工人数就有58万多人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达84.8万件。”高义生说：“我就负责组织我们厂里的职工劳动竞赛。那时我们杨树浦发电厂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，年发电量20多万千瓦，大伙儿竞赛的劲头可足了！除了组织厂里的劳动竞赛，我还负责厂际间的交流。最大的厂际交流是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、辽宁抚顺发电厂三家工厂之间的交流活动，都由工会出面，组织相互参观学习和跨厂竞赛。这项活动持续了好几年。”

  从1950年10月进厂，到1962年10月离开工厂，高义生在杨树浦发电厂整整工作了12年。在担任了几年厂工会副主席之后，他又被调回生产第一线，到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。从一名普通工人，成长为厂工会副主席和车间党支部书记，经历了12年的风风雨雨，他一直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地工作。他是一个内敛的人，不喜欢张扬，也不喜欢多说话，喜欢踏踏实实地做人、做事。由于他的出色表现，1962年11月，高义生被调到整个华东地区电力管理的最高部门——华东电业管理局，成为党委办公室的一名科级干部。

  “在局党委办公室，我的主要工作是下基层搞调查研究，原因是我长期在基层，熟悉基层情况吧。这项工作我一做就是6年，从1962年11月做到1968年4月。”高义生回忆说：“最近一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写了不少调查报告，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15岁就开始当学徒，并没有读多少书，写着、写着也就逐渐积累了经验。这也为我后来的工作奠定了一些基础。”

  20世纪60年代，迫于当时中苏交恶和美国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攻势，党中央根据全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，划分为一、二、三线。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。大三线是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，建设内容是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，包括交通运输、邮电通信、燃料动力和农业、轻工业在内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。小三线是指在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战略后方地区，建立以迫击炮、火箭炮、无坐力炮等火炮及其弹药等轻武器生产厂为主，包括为武器配套的工业、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等在内的地区后方基地，主要为满足可能发生的地区自卫战中地方部队和民兵作战需要，也为野战部队提供武器弹药。当时流行的一句最著名的口号，就是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。

  高义生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即将要把自己接下来的青春年华，全部奉献给小三线月，高义生突然接到局里通知，要他到安徽的皖南地区，参与筹建代号为366厂的一座发电厂。他二话不说，告别妻儿，打起背包就出发。“我们当时组织纪律性都很强，党指向哪里就走到哪里，绝不讨价还价。”高义生说：“我也是到了安徽才知道，国家要在皖南地区建立火炮生产基地，华东电管局要在这些基地附近建立发电厂，为火炮生产提供电力。一共要建立三座发电厂：312厂、325厂和366厂，我参与筹建366厂。366厂由250工程处施工建设，上海南市发电厂负责生产管理，我都参与了其中的工作。”

  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皖南的大山深处，这种环境的巨大变化并没有留给高义生多少适应的时间。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崭新的工作之中。好在他当过厂工会副主席，又当过车间党支部书记，还在局机关工作过，这些经历给了他极大的帮助。建设过程中，他至今难忘的一件事是，1969年7月5日，皖南山区爆发10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，导致非常严重灾害。366厂专用公路多处被冲断，对外交通、电讯全部中断。全厂职工奋起抗洪，抢修公路，翻山越岭抢运设备，搬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，终于战胜了洪灾。最终，250工程处全体筹建人员，定时、定量、定质地完成了建厂发电。

  高义生在366厂一直工作到1975年7月，把智慧和汗水洒遍了厂区的每一个角落。1975年8月，组织上调他到安徽宁国发电厂参与筹建工作，1979年又调他去后方电力处担任副主任。他就像一颗螺丝钉，党把他拧在哪里，他就在哪里恪尽职守。高义生在皖南地区整整待了17年，直到1985年12月，才又重新再回到上海。

  高义生回到上海，做的仍是小三线年，华东电管局在皖南山区建设的3家发电厂和一个供电所，全部移交给安徽地方管理。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安置从3家发电厂和供电所回上海的职工。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，既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的相关规定，又要兼顾接受单位的实际的需求和困难，更要考虑这些回城职工为建设小三线所作的贡献，以及他们的家庭和身体健康情况，尽可能让他们各得其所。高义生说：“这些回城职工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都给了小三线建设，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应该为他们去争取最好的归宿。”他的那些曾经的工作经历再次帮助了他，让他顺利完成了使命。

  高义生在后方电力处一直工作到1989年才正式退休。这时，他已经65周岁了。他多工作了5年，是因为局里要编写一本正式出版的《上海电力工业志》，其中有一章就是“上海后方电力处”。他肯定是撰写这一章节的最佳人选，一种原因是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建设，另一方面他曾在局里写过6年的调查研究报告。在这一章里，高义生开宗明义写道：“1965年5月，根据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战备，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，上海市在皖南山区建立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基地（又称上海小三线）。基地主要建立在皖南山区，分东西两个部分。这些地区原来工业基础薄弱，东部没有供电网络，各县城仅有一些100千瓦左右的柴油发电机组供应照明……上海后方第一批军工企业建在安徽省屯溪、祁门一带山区，为建设相应的发供电设施，1965年11月，华东电业管理局成立‘二五〇工程处’具体负责一期工程，扩建屯溪发电厂（该厂原有1台1500千瓦发电机组），并建设相应的35千伏输变电工程。”在高义生的笔下，波澜壮阔的小三线电力建设，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

  高义生退休了，他与“电”相伴的生涯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他的两个儿子都子承父业，在电力系统工作，他是他们的引路人和指导老师。“父亲在366厂工作的时候，我刚好高中毕业，父亲就让我也去了366厂。我是1969年4月1日到工厂的，一去就到电工车间当学徒，出师后一直在厂里当电工，当了整整14年。我也是最后一批从安徽撤离的回城职工，回上海后被安置到石洞口发电厂。父亲从小教育我们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教育我们好好工作。但我受益最大的，还是他对我的安全教育。”老人的大儿子高铭仁说：“我们电力行业有一套很严格的带电工作规范，国家电网公司曾经出版过一本《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（电网建设部分）（试行）》，那是整整一本书！父亲对我的安全教育非常直白，他说其他事出错了还有改过的机会，安全问题上出了错可能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了。”

  高铭仁接着说了一件事。“我后来到厂里组建的电力检修公司工作，担任部门领导，有一次到一个检修工程队检查工作，发现工人们正在休息。但是，10000伏高压抽屉式的开关处于闭合状态，上面还挂了一个‘在此工作’的牌子。我一想，不对啊，抽屉应该拉开着啊，如果抽屉里的电闸合上了，那么整个线路是带电的，工人‘在此工作’是要触电的呀！”高铭仁说：“我马上拉出抽屉，看到电闸开关果真合着，而且还没接地线。这完全不符合操作规程！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！我马上找来工程队领导，做了紧急处置，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机毁人亡的触电事件！说实线多年，安全这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，从没出过一次安全事故，全靠父亲的耳提面命。”

  “父亲一共生了我们四个孩子：我和我弟弟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。我和弟弟中学都是在格致中学读的，我读高中，他读初中。弟弟初中毕业后，先是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，后来也来了皖南，进了325厂。”高铭仁说：“上海在安徽小三线的三家发电厂都是华东电管局建设的，其中312厂、366厂是上海援建的，325厂是电管局望亭发电厂援建的。所以，我弟弟回城的时候并没有回到上海，而是去了望亭。弟弟在望亭发电厂一直工作到退休，退休后才回了上海。无论在皖南，还是在望亭，弟弟都和我一样，牢记父亲的嘱咐，始终把‘安全’放在第一位。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也从未有过任何的安全风险隐患。”

  高义生退休了，两个儿子也退休了，老人的心彻底放下了。“我们四个孩子早已各自成家，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相濡以沫，日日相伴，过着恬静的晚年生活。我母亲也很长寿的，2022年在疫情期间去世，那年母亲97岁。”高铭仁说：“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独自一个人住，生活完全能自理。但我们几个都不放心：老人家虽然身体挺好，毕竟99岁年岁大了呀。就从母亲去世后开始，我们兄妹几个轮流住过来照顾父亲的生活，买、汰、烧全包，一天也没间断过。我们两天一轮，一周中我和弟弟、小妹妹各来两天，大妹妹身体不太好，来一天。2025年4月底，父亲忽然对我们说：‘你们年龄也都大了，还是找个居家保姆吧。’所以，从今年5月1日开始，我们就改成白天来陪陪老人家。”

  102岁的高义生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。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，自己穿衣、洗漱，然后吃早饭。他很注重保养身体，有按时服药的良好习惯：他有点血压高，早饭前必先空腹服一粒降血压的药，凌晨四点也服一粒；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种叫做“正气宝”的保健品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种灵芝孢子粉，据说有增强气血的功能，他也买来按时服用。早饭后，9点多钟，他会下楼到小区的小花园里打太极拳，连搁脚、打拳，一个小时左右，已经坚持了好多年。打拳回来休息一会儿就吃中午饭，中午饭喜欢吃鱼，尤其喜欢鱼头豆腐汤，还喜欢吃冬瓜炒毛豆和油焖茄子。老人家有睡午觉的习惯，一般两点上床，到4点钟起来，起来后是看手机和看电视的时间。他早上不喝牛奶，下午5点钟喝一瓶酸奶。6点半吃晚饭，晚饭最简单，就吃中午的剩菜，一点也不肯浪费，但是绝不吃隔夜的菜。晚上9点钟就睡觉，新来的保姆王翠云说：“老人家的睡眠挺好的，一上床就睡着了。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